再如，刑法中区别量刑幅度的用词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是为了避免因为未来的通胀而影响法律安定性。

比如，权力机关组成人员应当讲大局，既包括党和国家的大局，也包括一个地方、一个局部的大局。党内法规应当适应这一要求，为党组织的酝酿决策规定特定的内容和程序，以保证向权力机关推荐出最合适的人选，提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所以，在这一意义上讲，党内法规是实现国家法律的工具和手段，舍此无他。

如果党内法规的内容本身就不科学完善，党组织依据这个法规形成的人选和主张，权力机关是否应当照单接受？这个问题我们缺乏应有的研究和认识。这种看法认为，对于党组织提出的人选和主张，党员代表委员，既要服从党内法规的纪律要求，又要依照法律行使职权，两个要求是对立的、不可调和的。这些消极现象阻滞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有效衔接。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代表人民，接受选民和人民监督，应当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使职权。我看，问题不在于是谁提的，而是用人以什么为标准。

党内法规的内容本身是先进的、高质量的，党组织严格依据党内法规进行决策，向权力机关推荐最合适的国家机关组成人员，提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权力机关组成人员就会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将党组织推荐的人选确定为国家机关组成人员，将党组织的主张上升为权力机关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党的中央组织制定的党内法规代表了全党的意志，但没有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全国人民的意志，所以，其法律效力是低于国家法律的。在这个意义上，非正式的法作为一种高度例外的补充，只能作为一种解决个案的方法的权衡，而不能用以解说法的存在，解说法的渊源，也无碍法的渊源即法的形式命题的成立。

重新研究法的渊源[J]．比较法研究，2005（4）。应当说两种思维都很重要，但比较而言，本体论的在的思维更具根本性、基础性，在当今中国也更具时代性。这一区分可谓意义重大，由此论者可以将源的追问从前者转向后者，[7]不仅使形成论观点背景化，避免了无谓争论，也为论者铺陈自我观点奠定了基础。[5]然而学界对此的响应却甚是寥寥，更多学者还是选择了其他研究进路。

周旺生教授即称，法的形成过程总是基于某种动因和进路，选择和提炼一定的资源，以实现权力和权利的制度性配置的过程。但也正是由此，笔者要提醒学界防止一种方法论的片面——一种方法至上的倾向。

法的渊源意识觉醒[J]．现代法学，2005（4）。虽然其只能称为一个提示，且只灵光一现便掩没在了撰稿人的形成论陈述中，4但笔者还是从中感受到了巨大的引领力量。而其最为重要的寓意在于，裁判规范并非法官裁判的当下自生、自在，而是另有来处，因而才有所谓从哪里来的源的问题。[1] 按照传统的解说，法的渊源是指法的来源、源泉，也称法源。

参见桑玲：论法的渊源[J]．法制与社会，2008（32）。参见：法的渊源与法的形式界分[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4）。注释 1已有观点包括实质渊源、形式渊源、效力渊源、材料渊源、历史渊源等，其中尤以实质渊源的各种解说最为繁杂、玄奥，如称法本源于权力、意志、理性乃至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等。而它作为法的存在形式这一点即意味着，我们要最终树立本体论观点，也有赖于这个统一命题的建立。

由此既摆脱那种终极或漫延式的溯源追问，也与上述形成论和方法论观点区别开来，最终则使法的渊源得以回归本义——法之所在，那里即法的栖身之所，即法的渊源。陈金钊教授也否定上述命题，他转换法源追问的对象，从法本身转向裁判规范，实属巨大突破，但他依旧沿袭了源的思维，将法的渊源理解为个案解决方案或裁判规范的来源。

联系上述观点，它应当是简单明确的，是一种简单的、可经验观察的法的外部形态，否则会导致法官对于法的权衡或评价，会降低法的权威性和安定性。中国目前最需要的还不是获取个案裁判规范的源的灵活，而恰恰是作为源者的法的存在，是法的存在的至上性地位，因而也是法的安定性和可预测性。

[4] 这种观点取向于良法美制，意义固然重要，论者也极力强调，甚至称之为一种法的渊源的意识觉醒。参见[美]埃德加.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93－396页。这是一种本体论观点，10取向于法的安定性、可预测性，而这是法治的基础，因而当具有根本的意义。历数以往发生的系列冤假错案，它们虽差别迥异，但大都与司法者最终放弃上述立场和信念密切相关，15就此而言，它们实际皆在呼唤法的权威性、安定性，也在呼唤法的渊源向其本体论意义回归。笔者以为，如果法源理论的最基本任务是树立法的权威性，维护其安定性，那么相应地，便应引导司法者专注于法的形式，而提醒防范对于法的内容的权衡或评价。7 诚然，法的渊源不仅从整体上指示法官找法的方位或场所，而且以自身的体系和位阶结构为司法者提供法律发现的基本框架和秩序，由此充分体现其方法论意义。

8正是在此深层背景下，笔者以为法的渊源乃以体现法治原则的要求为核心，其根本意义并非在于为个案提供裁判规范或解决方案，而是揭示和强调裁判规范与法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以命题表达即裁判规范源于法。因为，法官对法的识别关系到法自身的存在进而存在的标识——能够为法律适用者所识别。

人类社会已由立法中心转入司法中心时代，在大规模的立法活动告一段落后，司法视角的法律发现已成为法学家关注的重点，因而法的渊源是一个专门描述司法过程的概念。这个命题并非一种简单的法的渊源观点，而是具有其超越其他观点的重大价值，绝不可轻言放弃。

[10]论者将法的渊源视为未然的法，13即尚未获得正式形式，自然要反对上述统一命题。另外，称其为方法论观点，也便于与形成论及本体论观点比较讨论。

8可以想见，创造和使用法的渊源这一术语与人类的法治诉求有深刻联系，而这一点以往似乎未得到足够的关注。15近年来发生的冤案尽管差别迥异，但大都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即办案者漠视现行法的存在。它应明确、坚定，而不能模糊或游移，因而它要强调法的实证性或正式性。[3]他显然是注重于后者，强调由立法视角出发才为法源研究之正途，将法的渊源解释为一个关于法的形成的范畴。

如主张法根源于理性、意志、权力甚或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等等，但这些观点都不属于真正的法源学说，与我们讨论的主题相去甚远。但它们并不具备法的形式，如将其纳入法的渊源的分类，上述统一命题自然破裂。

当然，坚持这样的观点必然遇到一个巨大障碍，即方法论者所强调的——因为法的不完备，在特殊情形下裁判规范也要来自非正式的法。5学者们从法的渊源的体系、位阶结构和识别技术等角度进行探究，尤其注重方法论研究。

将法的渊源归于法的形式，即应是出于这种深刻考虑。在法理学中，法的渊源无疑是最模糊、最易生歧义的概念之一。

因为，法的方法乃基于本体，法源研究不能为了方法而模糊或游移自己的本体立场，后者更应当受到重视，因为它代表了一种更为重要、更为基本的意义取向。在人类的思想史上，确有众多思想家都试图从实质内容角度探究法的根源或本源，观点甚多。韩荣和：法的渊源的位阶结构[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7（5）。但笔者强调，如以司法视角进入个案裁判场域，追问裁判规范从哪里来，最重要的还是法本身的存在，是法的本体。

它标志法的正式性、官方性，也标志法的效力或存在，因而既能使法简单明确地达成自我肯定，也便于法官识别。2陈金钊教授则强调司法视角，将法的渊源定位为一个描述司法过程的概念，取向于个案的解决方案，可称为一种方法论观点。

[14] 这些观点皆高屋建瓴，从中可解析出两重要义： 其一，魏德士教授从宪法高度所强调的并不是法的发现的方法，而是法作为一种权威的存在，就要求法官对其忠诚与服从。3陈金钊教授的观点集中于法的渊源：司法视角的定位一文（参见《甘肃政法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他采用司法视角，将法的渊源定位为获取个案解决方案的路径，有鲜明的方法论取向。

4周旺生教授为该章撰稿人，他未理会书中这一编章安排，径直作了形成论陈述，造成编名与章节内容的脱节。参见卡尔.恩吉施：《法律思维导论》，郑永流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版，第46页。